“不过重阳节”的母亲

◎赵光

我的母亲是位农村妇女，早已迈入老年人的行列，但在她的人生字典里，似乎从未有过“重阳节”这个字眼。

劳作贯穿了母亲一生的日常，她的舞台就是鸡舍、灶台、菜园和田地。即使年纪大了，里里外外也总少不了她忙碌的身影。

一早起来，母亲第一时间便走进鸡舍，手持扫帚利索地将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再耐心清理食槽，倒入拌好的鸡食，又给水盆添上清水。最后才打开鸡舍门，让鸡们出来活动活动筋骨，抖擞抖擞精神，觅食、下蛋、长肉。

喂完鸡，母亲就进了菜园。她时而弯腰拔掉一棵新生的杂草；时而轻轻扶起一枝溜出队伍的藤蔓；时而帮一株菜秧打掉多余的侧枝。做完这些，她才拔几根绿葱，摘两条黄瓜，掐一把空心菜，转身回到厨房，围着三尺灶台转悠。

生火、煮饭、炒菜……不一会儿，一盘油亮的蒸腊肉，一碗清鲜的炒青菜，一碟酱红的霉豆腐便上了桌，生活芬芳，日子富足。

忙完家务，母亲又要忙农事。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菜地早已被父亲细细翻耕、平整，又施足了底肥，就等好时节播种。一场春雨过后，母亲在向阳的菜地上，播下了几窝四季豆种，覆上薄土。没过几天，嫩绿的新芽就破土而出，透着勃勃生机。再过些时日，母亲还要种些辣椒、茄子、长豆角和西红柿。

“谷雨前，好栽棉。”母亲刚把棉苗移栽妥当，插田和割油菜的农活又接踵而至。她从早忙到晚，脚步不停，却从不喊一声累，也不说一句苦。

竹公山上那两块巴掌大的黄土地，是母亲的“命根子”，年年都要种上花生。到了播种时，父亲牵出水牛，挑着犁耙，还让我扛把锄头去“挖角”。凡木犁犁不到的地方，得用锄头深耕细翻。母亲随后挑来一担发酵好的草木灰，手里端着一盆剥了壳的红皮花生。父亲用锄头打坑，我撒灰，母亲点播种子。她常说：“春天播下种，秋天才有收，等到八九月份，我们就能吃到甜美的花生了。”

夏日炎炎，秧苗插下没几天，母亲就和父亲赤脚下田，薅禾、晒田、放水，忙得不停歇。从稻田里出来，又一头钻进棉田，锄草、打枝、施肥，一刻也不得闲。母亲还不忘趁着这晴好天气，拆洗被子、晾晒棉袄，更不忘晒制干菜。她是有远见的，深谙未雨绸缪、提前预备的道理。菜园里的长豆角、辣椒、茄子、苦瓜、黄瓜、空心菜梗等等，都被她巧手晒成了干货。等到菜蔬青黄不接时，这些干菜就能做成美味，让日子依旧有滋有味。

秋风起，稻谷香，母亲又跟着忙起了秋收。割禾、打稻、晒谷、车谷、归仓，一环扣一环，紧张有序且热火朝天。紧接着，灿黄的大豆在晒坪里脱粒，雪白的棉花晾晒在篮盘里，紫红的红薯也从地里挖回，金色的玉米也入了粮仓。每一个丰收的场景里，都有母亲弯腰弓背的身影。

眼看着重阳节就要来临，母亲却没半点“过节”的心思，烫红薯粉皮的活又提上了日程。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把火灶烧得旺旺的。母亲手持粉盘，滴油、舀浆、转匀、入锅、烫皮，动作一气呵成。来帮忙的良伯母和南婶把烫好的粉皮晾上了高高的竹竿。这项活计往往要忙上好几天，才能把半陶缸的红薯粉全变成透亮的粉皮。

过不了多久，当时光拐进寒冬腊月，母亲又将迎来了她的忙季。最先开始的是洗年猪，砍成条块的猪肉要熏制成腊肉，盐腌是关键一步。母亲按猪肉的斤两精心配好食盐，仔细抹匀，一块块整齐码进闲置的陶缸里。随后几天，她要隔三差五翻动腌肉，确保每一块都入味均匀。半月之后，取出腌肉用热水洗净，晾干水气，便挂上火塘上方的铁钩，进入漫长的熏烤期。这时火塘得日夜不熄，夜里也要埋上稻壳、茶壳，让烟气徐徐缭绕，熏透肉香。紧接着，母亲又开始了蒸糯米、打糍粑、酿甜酒、打扬尘、磨糯米、打豆腐、置年货、备年饭，一桩接一桩，排得满满当当。直到除夕夜的鞭炮响起来，才能暂时歇口气。

一年到头，母亲似乎从没有“休息”的概念，也从未把“重阳节”当自己的“老年节”过。她总说：“过什么节呀，把每天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是啊，对母亲而言，劳作就是她一生的信仰，每一个埋头忙碌的日子，就是她心里最踏实的“节日”。

我勤劳、坚韧的农妇母亲，就是一头默默耕耘、任劳任怨的老黄牛，把一辈子的时光，都种进了土地与烟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