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华群英谱｜陈达邦：钻研印刷意志坚 异国他乡岁月稠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赵一曼成为举国上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抗日女英雄。但人们当时都不知道，这位在白山黑水壮烈捐躯的巾帼英雄，还是长沙县的“媳妇”；她的丈夫陈达邦，也是一位在大革命时就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

　　陈达邦，又名大榜，1900 年生，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新桥（今属长沙县福临镇）人。他出身书香门第，在陈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八。陈家与邻近汨罗县任家是姑表亲，他曾与任弼时一起在长沙求学，其妹妹陈琮英，后与任弼时结为伉丽。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培养革命政治军事人才。五卅运动后，大革命运动掀起高潮，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认为，这是动员陈达邦参加革命的好机会。于是，他们二人联名写信到长沙县老家，动员陈达邦报考黄埔军校。在妹夫任弼时的引导下，根据其指引的途径，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陈达邦于1926年初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在此之前考入黄埔军校的时长沙县（含今望城区）籍青年，先后有陈启科、刘畴西、李默庵、黄杰、袁守谦、袁仲贤、王劲修、何时达、谢鑫（谢白浪）、许光达等。

　　1927 年七一五事件后，宁汉公开合流，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为保存革命力量和培养干部，选派了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青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陈达邦也在选派人员之列。他们一起出发的共有几十人，10人分成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当时在他这个组里，有一位姑娘，四川宜宾人，名叫李淑宁，192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1927 年初经四川党组织推荐，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是著名的“黄埔四女杰”之一（其他三人为胡筠、游曦、胡兰畦）；七一五事件后疏散到上海，经上海党组织选派，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

　　李淑宁本是大家闺秀，因晕船吐得一塌糊涂，幸有组长陈达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对其产生感激之情。进入中山大学后，李淑宁改名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她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初进中山大学学俄语，方法不对，进步很慢，后在陈达邦的指点下，改变方法，很快就大有进步。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而且能够应用，苏联教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当翻译，同学们都很佩服他，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陈博士”。1928 年 9 月，因国民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之故，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中国部合并，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劳大”）。据柳溥庆回忆，陈达邦还是“劳大”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该名词在 1929 年夏召开的“劳大”“十天大会”上产生）。

　　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有他的帮助、指点，除潜心学习外，两人都没有卷入学员中的派性漩涡。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后经校方批准，于 1928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夫妻。

　　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改名赵一曼。

　　她搞工运，搞农运，打游击，在战火硝烟中成长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指挥员，曾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二团政治委员。1936 年春，她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昏迷被俘，在日军监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同年6月2日壮烈牺牲。电影《赵一曼》，就是她英勇斗争事迹的再现；她牺牲前留给儿子宁儿的一纸气势激昂、掷地有声的遗书，至今仍保存在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内。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劳大”学习。1930年4月“劳大”解散后，他仍继续留在苏联，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同苏联印刷界有广泛的交往，并因此学习掌握了当时苏联较为先进的印刷技术，成为中共早期印刷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

　　1935 年，吴玉章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谋求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日斗争的支持。不久，调陈达邦赴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巴黎是当年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聚集地，陈达邦熟悉印刷业务，又懂法语，很快结识了不少巴黎印刷界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将苏联和法国较为先进的印刷技术运用实践，使《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得到保证，吴玉章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能力非常看好。

　　《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152 期，每一期、每一篇文稿都渗透着陈达邦的心血。当他亲手排印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之后，读了一遍又一遍，预感到国内抗战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心中感到无比欣慰；当他看到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同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出现在自己印刷的《救国时报》上时，受到极大的鼓舞。但是，他却无法知道，自己的妻子李一超，九一八事变后已改名赵一曼，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名指挥员。被乡亲们称为“瘦李”的她，正以瘦弱的身躯，肩负起民族大义，与她的战友们一道，与日本侵略者在白山黑水浴血奋战，并于他到巴黎的次年夏，在日本侵略者的刑场上壮烈牺牲。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至美国印刷出版，命吴玉章先行回国，进行必要的准备；陈达邦仍留在巴黎，等待接受新的任务。可是，这一等就是四年，在美国出版报纸的计划一直没有消息，陈达邦只好靠自己的手艺，以经营印刷业务谋生。后来知道在美国出版报纸已无可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已陆续撤离，他才于 1942 年从巴黎回国。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至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又是陈、任两家的一个联络点，两大家族几十口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主要通过这个纸印公司进行联络。1930 年任弼时任中共长江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时，这里实际也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起名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前，她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托陈岳云夫妇抚养。在离开陈家前，她抱着宁儿去照相馆照了相，给陈达邦写了封信，表达了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告之将宁儿放在五哥家寄养之事，信中装着她和宁儿的合影照片，一起寄往莫斯科。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于 1938 年 5 月沦陷，陈岳云的纸业公司随大举内迁的浪潮，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这时，纸制公司已改名中国印刷厂，厂址设在重庆中华路宫井巷 3 号，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法币。由于陈岳云精心经营，中国印刷厂以其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在重庆印刷界颇具影响，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印刷《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他出版物，都曾得到中国印刷厂的帮助和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最艰苦时期，他辗转来到重庆，见到了五哥、五嫂和已经 13 岁的宁儿，但他们都没有李一超赴东北后的消息。当年，陈达邦在莫斯科接到妻子的信和她们母子的照片后，思念万千，每当夜深人静，他都要把她们母子的相片拿出来看看，以排解在异国他乡的思乡之苦。后去法国执行任务时，为安全之故，又将信和照片寄封在共产国际的档案馆里。不想这次历尽艰辛返回祖国，与妻子重逢的愿望仍是泡影。

　　在巴黎与组织中断联系四年，陈达邦已“自行脱党”，到重庆后，已很难再与组织联系。应五哥之邀，他便用自己在苏联和法国学到的当时最新的印刷技术，与五哥一起经营中国印刷厂。由于他们不以牟利为主，而把支持抗日战争放在第一位，又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印刷的速度和质量有很大的提高，因而客户迅速增长，业务量不断扩大，陈氏兄弟也因此名声远播，被业内誉为“印刷之王”。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任弼时的亲属，前往北京悼唁。期间，他见到了在巴黎办报时的老领导吴玉章，还见到了长期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董必武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开山祖师，曾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煞费苦心，吴、董两人都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才干十分了解，便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同时，经两位老领导见证，1950年12月，陈达邦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入党。

　　1950年11月，陈达邦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筹备货币改革，因受各种条件制约，中国的印钞技术还跟不上要求，加上美、蒋常以伪钞输入捣乱，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特别是防伪技术，显得尤为重要，但国内却一时难以解决。为此，毛泽东、周恩来在率代表团访苏时，提出了请苏联代印人民币的要求，得到了苏方的充许。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陈达邦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前往苏联，商谈印钞事务。相关协议签定后，他又长驻苏联，负责监印相关工作，直至 1957 年才回国。1955 年 3 月 1 日，在苏联印制的新版人民币三元、五元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 10 种开始发行流通，陈达邦对此居功至伟。他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并一直沿用到第二、三、四套人民币，至今仍清晰可见。1958 年7月5日，在第 78 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陈达邦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关于自己的妻子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信息，陈达邦是到1957 年底从苏联回国后才知道的。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1951年，周恩来总理收到一封普通信件，内容是李坤杰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但他看了又看，总是想不起李一超是谁，只好让办公室把信转到全国妇联，请她们代为查找。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看了信后，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赴东北前的情况是了解的，但她却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连在一起。已长大成人的宁儿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工学院工作，他知道母亲是为革命牺牲的，但也难以将自己的母亲与电影中的赵一曼联系起来。

　　惊喜来自四川。1955 年 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母亲李一超，希望告之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陈琮英接信后，十分惊奇，立即回信告诉了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两家亲戚，相离 20 多年，开始互通信息。

　　原来，《赵一曼》公演后，在中央工作的何成湘记起，他 1931 年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时，亲眼见过，也直接领导过赵一曼，知道她是四川宜宾人，本姓李，还有一个孩子。1952 年春夏之交，何成湘回四川，与李坤杰相见，并见到了赵一曼抱着宁儿的照片，这就初步确定了赵一曼就是李一超。越明年，《工人日报》记者拿着这张照片到黑龙江，找到当年和赵一曼朝夕相处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他们也一致说：“瘦李！就是瘦李！”接着，记者又在哈尔滨敌伪档案中发现了赵一曼在病床上的照片。这一切，都证明了赵一曼就是李一超。

　　1957 年底，从苏联回国的陈达邦，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时，百感交集。为了表达对爱妻的怀念之情，他应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邀，写下了一段情深意笃的回忆。这篇回忆至今仍完好无损地陈列在展柜中。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苏联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中苏关系逐渐紧张，国内反修防修的政治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到“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许多与苏联有一定联系的党员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陈达邦也未能幸免。1966年底，陈达邦在狱中被折磨至死。

　　1979 年3 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历史不会忘记这位在异国他乡工作近 20 年，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共产党人，更不会忘记他那长眠在白山黑水的爱妻——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李一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