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晃

　　作为一名写作爱好者，我工作之余，喜欢读书看报，因此常与邮递员打交道。

　　郝伯伯是我认识的第一位“送信人”。当年我七八岁，母亲是乡村医生，爱阅读的她时常订阅一些报刊，邻近村组信件也放我家。我们村子大，人家住得比较分散，河对岸的木桥摇摇晃晃，郝伯伯的自行车有时过不去，路边的我家相当于一个邮政点，村里有儿女在外当兵、上学的，习惯了隔三差五顺道来问问有无信件。

　　印象中郝伯伯矮矮胖胖，憨厚朴实。他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车后壳印有白色的“邮电”二字，左右各挂一个绿帆布大包，塞着满满的报纸信件。郝伯伯还有一个绿色的小夹子，里面夹的东西比较神秘，常常需要主家带印章当面来领。每每此时，我们小孩子就欢起来了，赛跑去给他人家里通风报信。郝伯伯趁机在我家门口歇个脚，喝杯茶。主家带来印章盖好，有时还请郝伯伯念念，我们才知道，那绿夹子里夹的是电报，急事才发，而且是按字收钱的。有一次，在天津上学的表哥也收到一封电报，奶奶以为有急事，请郝伯伯拆开念念，两句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哥哥说是情书，奶奶说瞎糟蹋钱。

　　我的阅读体验大部分来自那个时候的报纸副刊，后来与郝伯伯熟悉了，他愿意在歇脚的工夫，让我站在邮包旁边看一会儿别人订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小学生作文选等。常常看在兴头上，郝伯伯就要奔向下一个村庄。那种感觉，想起来心里都是痒痒的。

　　十五岁我初中毕业，漫长的暑假呆在家中，一颗心如同清风下的蒲公英，渴望飞翔。嫌弃乡下的日子千篇一律寂寥难耐。那时智能手机和网络都没有普及，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通道就是书刊报纸。郝伯伯还在我们那送信，常常从村边马路上响起一串带节奏的铃声，那准是他。若有我的信件，他老远就会喊“孩子，有你的信”。

　　乡村的路不好走，郝伯伯隔一天来一次。若是雨天道路泥泞，郝伯伯就狼狈多了，自己披着雨衣，还用塑料薄膜裹着两个大邮包，裤子湿了也不会让报刊信件淋湿。

　　我在寂寞中学会用纸和笔倾诉，并试着对外投稿。我写我们村上义务修路方便村民出行的故事，发在报纸上，还是郝伯伯最先告诉我的。那天我拿着那张报纸，逆着郝伯伯送信的路狂奔数百米，才平息激动的心情。我羞答答的地下写作转为光明正大，方格纸上誊写、填好信封、贴上邮票，把它交给郝伯伯带去镇上邮政所寄出，像一个郑重的承诺。不久那些印有某某报社、杂志社的回信经郝伯伯的手带来，哪怕是退稿信，也能在小伙伴们面前赚够崇拜的眼神。那段空虚浮躁的日子被来来往往的信件填得密密的，为我一辈子坚持读书写作奠定了基础。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一个偏远的乡镇工作，遇见了邮递员小陈。彼时，我读书写作渐入佳境，经常有汇款单飞来。只要有绿单子来，小陈师傅定会把他的摩托车油门拉得轰轰响。再后来，我凭着发表的文章进入了市作家协会，还在全国及省市县各大征文比赛中获奖。我把工作稿通联留单位，文学创作相关信函则是留乡下老家地址。我基本每周都回去看望父母，由此遇上了邮递员郑师傅。

　　路好走了，邮递员的交通工具更讲究节能环保，统一配的绿色电动自行车，更加便捷，对邮递员的管理也更严格、细致。每年我订的刊物都有千把块钱，以前送到单位，人多手杂，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差了一期，让人心里不舒服。送到老家后一期未差过。偶尔父母外出不在家，郑师傅还会给我打电话，确认在家的时间，送到我手上。

　　电脑的普及让写作投稿变得更加容易。我比较传统，尤其是写了几千字、上万字的散文、小说，舍不得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心血扔出去，担心编辑在邮箱里翻花眼睛，根本看不到。我坚持打印文稿、书写信封、贴足邮票、交给邮差，一如二十年前的样子。

　　只要我还在读书写作，就免不了和邮递员打交道，就连作协给我们会员寄会刊，都走邮政EMS快递。社会发展太快了，光快递就有多种选择，通过报刊获取信息看起来比较落伍，很多人轻易被智能手机魅惑，各种通讯社交工具应时而生……但无论怎么发展，总有一部分人却依旧离不开邮政。

　　改革开放以来，处处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目睹了基层邮递员的辛劳与敬业，感受到他们的淳朴和热情。他们很普通，普通到只留下奔跑着的绿色背影。但他们不该被遗忘，他们永远是乡村一抹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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