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华群英谱|廖沫沙:握笔投枪半世纪 杂文犀利读书多

  十年浩劫中“三家村”的唯一幸存者廖沫沙,原名廖家权,祖籍今长沙县干杉乡廖家垅,1907年出生在父亲当兵驻防的江阴或无锡。由于没有文化,又无可依靠的权势,他父亲廖志堂年轻时就外出当兵,到快50岁回乡前,仍是一名下级军官,回乡后只能靠租房佃地耕种度日。廖沫沙自幼好学,尤喜读书。初小毕业时,已把《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读了个遍。1919年夏,他考进县立第二高小读书。其时,五四运动兴起,学校来了许多进步青年教师,他们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向学生推介《新青年》《小说月报》《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和鲁迅、冰心等人的文章,以及外国小说、诗歌、剧本的译本。这些,都使廖沫沙在思想上、文化上受到了深刻影响,也从这时起,他开始对新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高小毕业后,他考入长沙师范,并改名廖沫沙。因为看了郭沫若诗情激荡的新文学作品,十分崇拜,遂取名“沫沙”。这时,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长沙师范也建立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秘密组织。他的许多同学这时都进步了,有的入了团,有的入了党,仅他们班到广州黄埔军校的就有许光达、谢鑫等几个人。而他,始终没有从文学书堆走出来,每天仍不是写,就是读,续他的文学“事业”。他的写作生涯,也是从这时开始的。1927年春,廖沫沙从长沙师范毕业。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推动下,经他的同班好友、时任省学联主席任维刚介绍,他到省学联当了一名干事,并很快胜任了自己的工作。他是一个聪颖好学,但文静单纯、缺少社会经验的青年,没有人指点,他不知怎么走,现有人引导,他的心也燃烧起来,他为自己终于站在革命的岗位上而高兴。

  马日事变后,目睹国民党的叛变和革命者被屠杀,廖沫沙义愤填膺,毅然选择站在共产党人一边,并向任维刚提出了入党申请。这发生革命危难时刻思想上质的转变,是他的共产党员朋友们的影响起了作用,是进步书籍长期对他的影响起了作用。入党的事虽因形势恶化被搁置,但他沿着这条道路走到人生终点的决心已坚定不移。

  1927年秋,廖沫沙辗转来到上海,朝着自己选定的人生道路求索前进。他曾在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学习过一年,参加过南国社的活动和为《南国》月刊撰稿,还到武汉《革命军日报》、南京《文化日报》做过副刊编辑,并开始学写杂文。同时,他还坚持读书,不断充实提高自己。这时他所读的书,既有文学书籍,如《悲惨世界》《复活》《浮士德》,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的作品;也有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等。读书领域已从过去狭隘的文学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已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30年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周年的日子里,他被批准为候补党员。其后几年,根据党的安排,他担任过青年团沪中区书业支部书记、团沪中区委宣传部长、上海反帝大同盟公开报纸《远东日报》编辑,还担任过上海中央局的交通员。1932年,经同乡毛达恂介绍,他与熊瑾玎的女儿熊达伍结婚。1934年,他正式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成为左联阵地《动向》的重要撰稿人。年仅二十七岁,在大师辈出的上世纪30年代文坛,他已小有名气。这期间,他曾3次被捕,在铁窗生活的考验中,坚贞不屈,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这一时期他做得最多的,就是以杂文为武器,揭露黑暗,抨击丑恶,为自由和光明而战。他的杂文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其中,有讽刺国民党政府大员不顾民族危亡、损公肥私、醉生梦死的; 有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黑暗现实的;还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周围事物的。他“始成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的风雨人生,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他曾因为一篇《第三种人的“推”》得到鲁迅的赞扬;也因一篇《人间何世?》,发生与林语堂的论战,并使左翼作家、进步作家都站在自己一边;还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一篇《论“花边文学”》伤害了崇敬的鲁迅先生,为自己在30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留下一条“罪名”。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廖沫沙于1937年11月回到故乡长沙,与田汉一起创办《抗战日报》。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在战火硝烟中,度过了长达12年的办报生涯——1938年4月,田汉到武汉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郭沫若)任职后,他以副主编的身份主持编务,全力以赴支撑着这张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报纸办下去。不幸的是,夜以继日、忙碌而无薪金的工作,使他无暇顾及家庭,以致发生妻子和孩子因生活极度困难自杀的悲剧。他为这件事长时期自责和内疚,孤身一人过了10年的独生生活。直到1948年,才在香港与《华商报》记者陈海云结婚。

  11月,他强忍悲痛前往沅陵,恢复已经停刊的《抗战日报》,这就是该报的沅陵版。在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下,这张报纸在长沙、沅陵出版了一年多,宣传党的政策,坚持抗战主张,文章短小精悍,内容十分丰富,深受读者欢迎,在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8月,他来到桂林,到《救亡日报》主持新闻版,负责新闻、社论、时评、专论等重要文章的编辑,并开始写作军事评论。

  1941年春,皖南事变爆发,《救亡日报》停刊,他转到香港,参与我党在香港的第一张报纸——《华商报》的创办,任编辑部主任,负责国际国内新闻。其间,他在该报副刊《灯塔》、《灯下谈》专栏和邹韬奋主办的《大众周刊》上发表了数十篇寓意深刻、战斗性强的杂文。还学习鲁迅的《故事新编》,写了不少历史小品,其中一些文章,解放后编入《鹿马传》。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从香港经桂林到重庆,于次年11月进入《新华日报》工作,担任编辑部主任,负责国内、国际两版的新闻及专论、时评、短论等重要文章的编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2月重返香港,担任复刊的《华商报》的副主编兼主笔。其间,他连续发表了60多篇军事评论文章,用夹叙夹议的笔法、生动的语言、犀利的笔锋、丰富的战地材料,组成了一幅伟大的战争场面,报道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上世纪80年代,他将这些文章整理结集为《纸上谈兵录》出版。

  建国后,廖沫沙先后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除紧张地工作外,他业余时间仍是勤奋地读书、写作。大暑天,一些同志爱去北戴河,而他一次也没有去过,总是留在城里,手不释卷,笔不停挥。

  建国后,他写得最多的仍是杂文。除1956年秋冬在《新观察》副刊《乱弹杂记》专栏上发表的一组(24篇)外,其他的大多发表于1959年至1962年之间。这些杂文主题鲜明,议论纵横,寓意深刻,生动活泼,而且都不以揭露批判社会阴暗面为主,而是以潜移默化传播正面思想为己任。1962年,他应北京出版社之邀,从中选取30多篇,结集为《分阴集》出版。

  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杂文,有一些后来竟给自己惹下了无穷无尽的灾祸。一是两篇文章:一篇是1961年1月写的《“史”和“戏”》,是谈吴晗《海瑞罢官》的;另一篇是同年夏秋之交写的《有鬼无害论》,是谈孟超改编的昆曲《李慧娘》的。二是两个专栏:一是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副刊上的《三家村札记》,由他和邓拓、吴晗3人执笔,集体笔名“吴南星”(三人姓名或笔名中各取一字),他共发表了21篇杂文;另一个是《人民日报》副刊上的《长短录》,由他和夏衍、吴晗、孟超、唐弢5人撰稿,他共发表了7篇杂文。

  正当廖沫沙勤奋写作之时,由江青、康生等合谋编织的一张充满血腥的文网,从1962年秋,即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开始,正悄声无息地向他张开。从将《有鬼无害论》与《李慧娘》联在一起点名批判,到将《“史”和“戏”》同《海瑞罢官》一起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再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三家村”反革命集团成员,他完全陷入到一个无底的文字冤狱之中。

  粉碎“四人帮”后,廖沫沙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除积极参加社会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外,他仍用犀利的笔,辛勤地耕耘。特别是搁笔十多年后所写的新作,锐气仍不减当年,总能结合各种社会问题,以深刻的历史沉思和强劲的史笔,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1990年12月27日,廖沫沙逝世。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却永存史册,彪炳千秋。

【作者:】 【编辑:王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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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百年风华群英谱 百年风华群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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