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让座问题引发的摩擦和纠纷屡见不鲜。在传统社会中，“尊老爱幼，扶助弱小”是一种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是一种无关信仰、教化的社会性遗传。在现代社会，当不让座的“权利自由说”遭遇道德绝对化的“必须让座”，矛盾爆发也就在所难免。
公交车让座不是法定义务，而是源于道德自觉下的责任和担当。面对没有让座的乘客，动用“道德大棒”进行情绪性谩骂与指责，实则是对他人合法权利的变相剥夺。这样的道德滥用，不仅会降低道德自身的约束力和号召力，也会激发人们的逆反心理，让一些原本轻微的失范行为不断升级。
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道德不能停留在“看上去很美好”的窠臼之中。只有走出“搭便车困境”，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得到选择性激励，让座才会有更加强烈、普遍和持久的行为号召力和向心力。不论是一声谢谢，还是一个感恩的微笑，抑或是象征性的“让座红包”，要激活人的良知，更多地得靠信任和激励。
那种觉得自己有理就任性的做法，根源在于文明素养的缺失。生理期、身体疲惫等客观原因不让座也好，主观上的不想让座也罢，都是年轻人的正当选择权利；明晰道德和法律的边界，既承认年轻人有不让座的权利又激励年轻人让座，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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